年：从时间到甜味的距离

小时候，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新年要叫“过年”。时间如何能“过”？像水一样流走吗？像风一样吹过吗？直到许多个春节的叠加，才让我明白，“过年”的“过”，其实是仪式——是从一点到另一点，亲手完成的漫长抵达。
准备本身，已是抵达一半
真正的“年”，是从腊月磨刀师傅的吆喝声里开始的。
凛冽的北风中，那一声“磨剪子子嘞——戗菜刀——”像一条温热的线，穿进家家户户。母亲会把所有用钝的刀具收拢，我则跟着师傅，看他如何骑在长凳上，将生铁与磨石摩擦出金属与水的清冽气味。火星是看不见的，但那有节奏的“沙沙”声里，却仿佛溅出光点。刀刃在师傅拇指上轻拭，发出极细微的“唰”的一声，他便满意地点点头。那时我懂了，年的第一道工序，是锋利，是斩断旧日所有粘连的、不顺遂的茬口，让生活重新拥有明快的刃。
接着，是甜。
祭灶的糖瓜，是另一种准备。麦芽糖熬成的，小小一颗，乳白中带着温润的黄，粘稠的甜被干粉裹着，矜持地收敛。祖母会在腊月廿三的黄昏，将它恭敬地供在灶王爷像前。她念叨的祝词我听不全，只记得最后一句：“上天言好事，下界保平安。”糖瓜的使命，是用纯粹的甜，封住灶神可能的抱怨，为一家人在天庭“备案”一份全年的甜蜜。供毕，糖瓜分给我们孩子，含在嘴里，那甜是缓慢释放的，带着粮食的暖意和阳光的耐心，从舌尖一路熨帖到心里。这甜不是放纵，是许诺，是告诉神明也告诉自己：看，我们对未来存着这样好的盼头。
旧年的收梢与新岁的序章
大年三十，是“过”这个动作最核心的瞬间。午后，父亲带着我贴春联。熬好的糨糊，气味朴素，滚烫地盛在搪瓷碗里。刷子抹过门楣的旧痕，贴上崭新的红纸。父亲总让我念出联上的字，他则后退几步，眯眼端详：“嗯，正了。”那“正”字，是对天地，对门户，也是对人心的一种校准。
年夜饭是缓慢而隆重的。所有的锋利与甜蜜，所有的洁净与期盼，此刻都化在餐桌的蒸汽里。话不多，杯盏轻碰。待到午夜，爆竹声从四面八方涌来，稠密得像另一场暴雨，洗刷天地。我们捂着耳朵，看父亲点响庭院的鞭炮，硝烟味猛地腾起，辛辣而清新。在震耳欲聋的声浪与弥漫的硫磺烟雾中，我总有种错觉：旧年真的被这巨响惊走了，被这红纸屑埋葬了。我们站在时间的门槛上，身后是闭合的过去，面前是洞开的、充满硝烟味的新奇。
从“年关”到“年味”
如今，“年”早已不是需要“过”的“关”了。
磨刀师傅的吆喝，消失在统一配送的锋利厨具广告里；糖瓜的甜，被琳琅满目的巧克力、奶油蛋糕衬得有些古板；春联可以打印出烫金的立体字，鞭炮声也被电子音效和环保条例悄然取代。我们不再需要那种集体的、震耳欲聋的仪式，来确证时间的更迭与生活的重启。
现在的“年”，更像是一个悠长的顿号。我们回到名为“故乡”的坐标，将自己从高速运转的轨道上拆卸下来。我们咀嚼的，不再是稀缺的油荤与甜，而是父母日渐迟缓的动作，是童年街道等比例缩小的错觉，是试图与长辈的智能手机界面和解的耐心。年的“味”，从对物质的盛大纪念，变成了对关系与记忆的细腻反刍。
年前回家，我递给母亲一个自动磨刀器。她研究了半晌，摇摇头，还是从抽屉里找出那块用了三十年的磨刀石，在厨房的水池边，就着灯光，一下下蹭着刀刃。那“沙沙”声响起时，窗外恰好有零星的烟花炸开。我忽然明白，我们这一代人“过”的年，与父辈“过”的年，已是截然不同的东西。
我们用便捷跨越了过程的艰辛，用静音置换了对巨响的渴望。我们“过”得轻松了，却也永远失去了那个需要全身心“准备”、虔诚“贿赂”神明、用巨响壮胆才能跨过去的“年关”。我们怀念的，或许并非匮乏本身，而是在穿越匮乏的漫长准备中，那集体凝聚的郑重，以及对“甜”与“新”那毫不动摇的、近乎天真的信仰。
年的“味道”，最终是时间的味道。是从一块磨石到一把利刃的距离，是从一颗糖瓜的融化到一份期盼的成形。是在周而复始的抵达中，我们终于尝出：所谓传统，就是心甘情愿地把一些事，慢下来，再做一遍。